【摘要】伴随媒体深度融合进程的不断加快，主流媒体的功能价值和业务边界正从新闻生产拓展到社会治理全过程，在壮大时代主流舆论、打造数字政府形象、共创新型智慧城市、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卓有成效，其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延伸主流媒体价值链等方面。未来，以的二十大为新的历史起点，主流媒体应从坚守舆论导向、打造内容科技、加强跨界合作、调动多元参与、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层面出发，构筑社会治理新图景。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之错综复杂的疫情形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面临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主流媒体的融合创新之路需在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考量。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来，我国主流媒体积极创新，主动求变。2020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对媒体深度融合作出了规划。主流媒体在推进自身深度融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移动化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媒体功能和价值应用，向更高层次更深层面进行延伸和拓展。本文聚焦当下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探讨其蕴含的价值意义。

　　从2014年到2022年，媒体融合的纵深推进进程不断加速。在顶层设计引领、智能科技赋能、“央省市县”四级融媒互通等多重要素驱动下，主流媒体的转型融合逐步深化，逐步实现了媒体内部结构的流程再造。因此，与外部力量联动、助力社会治理成为了主流媒体新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近年来，主流媒体积极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探索“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为社会治理给予强劲引擎与多方位支撑。

　　随着新媒体技术深入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传媒业生态空间发生了深刻变革，舆论阵地正逐步向互联网新媒体转移，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舆论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1]主流媒体承担着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责任，在应对多元主体生产的海量信息稀释主流声音挑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愈发重要。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开云 开云体育官网体传播体系”。我国主流媒体按照政策指向，在新闻生产流程、组织体制机制、传媒产业经营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变革，大大提升了舆论引导能力，极大助力社会治理。2021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等中央及各省市的新型主流媒体，借助5G、大数据、VR、AR等技术加持，打造了一批思想鲜明、内容精良、形式丰富的新闻作品。如《解放日报》推出说唱歌曲MV《燎原》，将史与流行化、年轻化的说唱形式结合，成功引起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在的二十大召开期间，专门设立的“的二十大新闻中心”推出“的二十大报道融创精品展播”，讲述和国家事业发展，成功增强民族自信心，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凝聚社会共识。

　　除在和国家重大议程中承担主流媒体责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外，媒体机构还聚焦微观层面的民生问题，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社会，凝聚社会共识，为和国家推进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在推动新闻业走向智能化的同时，也为主流媒体参与政务服务、打造数字政府带来新契机。“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2]2022年10月，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顶层设计的战略规划和科技发展的支持，使主流媒体在强化新闻本职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采编分发生产不断延伸到政务服务领域，凸显其作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

　　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委部门不断重视新媒体技术应用，大力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打造集政策发布、政务服务、政民互动于一体的高效化、数字化、移动化的政务新媒体平台。例如，湖北广电的长江云率先将新闻报道与政务信息发布、舆论引导相结合，成为探索媒体参与政务服务的排头兵；安徽马鞍山市委创办微博账号“@马鞍山发布”，并开设特色栏目#马上办#，线上线下联动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全天候快速、精准回应市民需求。另一方面，各大主流媒体积极打造智库品牌，展现出主流媒体在新征程道路上构筑的新价值。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浙报智库”、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川观智库”都是省级报的智库探索成果，这些主流媒体通过对媒体资源、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有机整合，在舆情监测、企业发展、在线教育、乡村建设等方面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化决策提供依据和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在与政府、社会的互动中也提升了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媒体深度融合是国家大势、时代所趋、行业所向，已经超越了以往传媒业内部的结构重组、整合升级。当下我国主流媒体不断拓宽自身业务面，以“新闻+服务”的方式融入社会治理，向与“城市大脑”相融的新阶段迈进。

　　随着国务院《“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国家发改委《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等发展规划的陆续出台，加快新型城市建设、打造智慧城市成为许多地区的未来规划目标。智慧城市的建设涉及交通、医疗、养老、就业等与百姓生活关系紧密的方方面面，必须有强有力的科技加持和媒体链接，才能实现虚拟数字空间和实体物理空间相结合。因此，地方主流媒体作为当地社会治理有机体中的重要一环，在融合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立体化城市载体，链接城市的个人、家庭、企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实践层面上，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主流媒体采用“新闻+服务”逻辑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一体化的探索已卓有成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创建的南方＋客户端。除了提供原创新闻、权威资讯和深度分析外，其主动聚焦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服务，从建、社保、公积金、天气预报等维度不断丰富媒体产品，实现了媒体与城市的同频共振。此外，上海市政府创办政务新媒体“上海发布”，和“随申办”移动客户端联动，真正实现随申码、核酸检测、三金查询等个人信息查询与婚姻登记、公交到站等生活服务的“一网通办”，也成为主流媒体助力社会治理高效化的创新实践。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久以来是全工作的重中之重。2021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正式发布，其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充分肯定了主流媒体在最广泛、最基层的乡村上发力，彰显并承担主流媒体应有的价值和社会责任。近些年，被纳入乡村治理视野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尤其是在媒体融合的四级格局中拥有天然接近优势的县级融媒体，为当地产业振兴、生态宜开云 开云体育官网居、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富裕生活等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和解决方案参考，进而致力于推动乡村生产力提升、生产关系优化、生产方式变革。[3]

　　在经济领域，主流媒体不断延伸、拓展产业价值链，充分挖掘“新闻+商务”的最大潜力。浙江长兴传媒集团在疫情期间推出公益助农节目《云帮扶》，借助直播带货的新媒体形式帮助销售当地农产品；邳州融媒体中心、河北香河融媒体中心等主流媒体发挥平台枢纽功能，成功连接当地农民与县级政府、农产品与市场、县域和全国，大大推动了社会各界的资源共享，帮助发展新型乡村经济。在文化领域，主流媒体做好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发扬者，以四川理塘县丁真、新疆昭苏县骑马女县长贺蛟龙为代表的一批乡村主流新网红在带动直播带货助农的同时，也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主流媒体从经济、文化、生态多个角度赋能乡村振兴，帮助打通治国理政的“最后一公里”，开云 开云体育APP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媒体主要扮演着信息发布者和传递开云 开云体育官网者的角色。然而，随着进入万物皆媒、万物互联、媒体深融时代，媒体和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主流媒体在政务服务、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等方面的内在潜力被不断挖掘，逐渐实现向参与者、协调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转向。我国主流媒体在提质增效的同时，将比以往更深入、更全面地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帮助社会治理真正落地。

　　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的良性运作需要政府、民众、媒体、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协同参与，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政府部门。其中，主流媒体作为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能够有效凝聚其他社会主体，帮助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从政府单一主导向社会多元合作、从线下向线上的转变，由此构建“家国合力”，极大程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发展逻辑不谋而合。于政府而言，政府锻造新型主流媒体，布局“报、网、端、微、视”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借助智能化的媒体平台，及时、高效地体察民情、下达政策、开展政务服务；于民众而言，其能借助主流媒体这一端口，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媒介参与权”和“表达权”，实现监督政府、上达民意、沉浸式获得信息体验和民生服务；于企业而言，主流媒体成为重要平台，帮助企业拓宽产业边界、传播品牌形象。在政府的引导下，主流媒体也能更好地守正创新，发挥主流思想的导向引领作用。总之，媒体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架构被嵌入和应用于治理现代化进程，有利于促进纵横交织、分工协作、环环相扣、多维立体治理结构的形成。

　　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与社会治理工作是有机统一、互相成就的关系。当前，我国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工作不断下沉，在稳中向好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现实瓶颈。外部环境来看，传媒业生态格局存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新闻生产消费的话语权下放到用户手中，主流媒体从事新闻生产的竞争力变大，传统地位受到挑战。内部环境来看，主流媒体表现出明显的地区融合差距，由于技术、资金、人力等要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主流媒体建设远不如东部地区成效显著。同时，行政组织、体系架构、人员薪酬的一些体制机制也束缚影响主流媒体的高效整合。

　　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跳出简单新闻生产的思维局限，通过赋能和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在数字中国、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领域发力。此种实践帮助主流媒体在竞争日益激烈复杂的新闻市场中找到更多的创新路径、统筹协调多元社会、疏导化解社会矛盾、引导主流舆论，在价值层面超越了商业媒体和自媒体。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加深和拓宽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可能性，成为主流媒体融合突破深水区的关键，为未来发展闯出新路。

　　媒体作为社会系统的子部分，其发展与社会演进相辅相成。我国主流媒体十分重视和强调把媒体发展逻辑嵌入社会治理，在这方面的实践已在不断探索中，这不仅是对我国构建国家治理格局的一大贡献，也为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媒体治理的独特性、智慧性、先进性体现在主流媒体始终同国家发展步调保持一致，紧密配合和政府的顶层设计指导，展开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当今，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但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全球公共健康危机、地区冲突等问题不断，我国媒体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维度，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效参考和实践借鉴，传递东方智慧，有利于共建新型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这使我国主流媒体主动和国际社会对接，从治理实效角度切入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提供窗口和契机，从而帮助打破我国在国际上话语失衡和框架断裂的不利局面，全面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提升国际传播的话语权。

　　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已进入深度融合发展攻坚阶段。对于主流媒体转型而言，其在政务服务、电子商务、民生服务上已经实现了创新发展，但存在体制机制束缚、内生动力欠缺、内容技术割裂、社会联动不足等现实问题。主流媒体与社会其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需要在舆论引导、内容生产、跨界联动、治理体系以及网络空间治理这些层面实现全方位、系统化、深度化的变革。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是我们和国家一以贯之的优势，这与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未来，主流媒体更要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政治导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一方面，主流媒体应不断锤炼政治性，开云 开云体育APP坚守意识形态工作底线，自觉将自身新闻舆论引导工作融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把握时度效，构建立体式舆论引导格局，凭借自身的公信力和权威优势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议程设置，抢占舆论引导的主导权，有效宣传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另一方面，应当增强人民性，以人民利益和百姓需求为中心，注重人文关怀。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和不断反复的背景下，主流媒体要做好应对类似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事件备案，格外关注群众的情绪引导，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县域主流媒体要发挥其主动性，占领县域舆论阵地，用舆论引导汇聚起基层社会抗疫的力量，主动引导乡贤群体和百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不论媒介技术如何更新迭代，高质量的内容产品依然是主流媒体最核心的主打领域，也是最具持续性的竞争力。内容科技是指新闻内容生产享受智能技术嵌入的红利，即主流媒体要坚持内容为王，将大数据、VR、AR、元宇宙等智能技术充分赋能采编分发各流程，不断创新内容生产形式，打造多样态、可视化、沉浸式的新闻内容，从而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和文化需求。尤其在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方面，主流媒体作为公共文化传播的主力军，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优势。未来，要不断借助优势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增强文化服务能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基层延伸，服务于社会治理体系。除此之外，随着媒体深度融合的趋势加快，主流媒体要借助新媒体技术，继续构建报纸、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多平台协同的全媒体、立体化的传播平台格局，扩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版图，以聚合效应最大化为社会治理服务。

　　以社交网络拓宽、智能传播发展为契机，深度融合进程下主流媒体在新闻内容报道、媒体经营结构、国家社会治理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新时代下各级主流媒体向“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转型，积极探索“媒体+”的跨界融合新模式。政务上，在全面推进政府的信息发布、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的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同时，主动关照智能鸿沟下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群体，进行适老化改造，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商务上，积极加强与商业公司的跨界联动，打造迭代式、创新式的产业链条。如四川封面传媒引领“科技+传媒+文化”，构建新型数字文化生态产业格局，服务于当地的文化事业发展。社会服务上，要将主流媒体功能不断拓展到衣食住行、社会保障等多维度，将媒体服务社会功能下沉。同时，格外注重解决区域间差距，增进地区间的横纵联动、统筹协调，将全国整体发力与差异化优势相结合，促进社会和国家更好发展。

　　新征程下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和能力提升不单是政府一元主体的主导式参与，公众、企业、媒体作为社会多元有机体的重要部分，将继续推动其向多元化协同共治、立体化优势互补、系统性有机协调的方向迈进下一步。主流媒体应摆脱缺乏跨界思维的视野局限，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加强跨界协同联动，进一步畅通媒体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用户等之间的组织隔阂和理念差异，促进以媒体融合为核心的政产学研有机协作，有效突破因跨行业或者跨学科而导致的理解和应用壁垒。作为治理网络的关键枢纽，在国家引领下，主流媒体应不断加大媒体融合力度，密切沟通连接政府、民众、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但同时也要时刻警惕协同共治下消解主流媒体话语权的现象，要持续做好动态舆情监测，为主流媒体赋能社会治理持久续航。

　　网络社会的演进和超越时空维度的连接使麦克卢汉预言的“再部落化”成为现实，当前的社会生活实践正逐步从线下向线上转移。根据CNNIC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 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由此可见，网络空间治理已经成为将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目标。解决网络空间中谣言蔓延、网络暴力失范、反转新闻频发等现象，除了政府在互联网信息安全、网络准入规范、网络平台规范、网络技术使用等方面健全网络治理法规外，主流媒体应当做到多角度融合、多领域创新，加强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引导公众积极理性讨论，不断加强国内网络空间主流价值内容供给，持续提升网络空间主流价值的传播力、感染力、号召力和影响力，积极应对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社会治理成本上升等问题，从而塑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生态空间，对于总体社会治理进程而言也有增益。

　　当下，我国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顺利完成，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为承载国家战略意义和弘扬主流价值使命的主流媒体，在新征程上应继续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积极发挥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融合发展道路，对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在全球视野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参考文献略）Kaiyun 开云Kaiyun 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