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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产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新概念。“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是与“数字出版”内涵最接近的概念,其中“电子出版”出现最早、认可度较高。
早期的数字化通信形式是摩尔斯电码,它的出现代表信息的数字化。数字出版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5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利用计算机检索代码做文摘进行的可行性研究,这样的研究导致了“电子出版物的雏形”的出现。1961年,诞生了最早的数字出版物――《化学题录》,以磁带的形式出现。19世纪80年代初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开始使用软磁盘储存信息,我国第一部正式发行的电子出版物《国共两关系通史》就是以软磁盘为载体的。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普及,由此网络出版逐渐兴盛起来。
20世纪到来,数字出版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各种技术不断进步,Kindle引领了电子书的市场,微博微信丰富了手机出版,手机APP的迅速发展也给数字出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并且该意见指出目前数字出版产品形态主要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彩信、彩铃、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手机游戏)等,这些形态几乎概括了我们日常所能见到的所有数字出版物,并且其中还包括了电子出版与网络出版。该概念主要从数字出版物的形态方面进行总结定义,强调对数字出版物的划分。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的数字出版的定义与主流意见相对统一,与许多研究者对于数字出版的内涵界定是基本相符的,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徐丽芳认为“数字出版,就是指从编辑加工、制作生产到发行传播过程中的所有信息都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存储于光、磁、电等介质中,必须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来使用和传递信息的出版”[1],该观点倾向于区别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在储存介质上的差异,认为二进制代码是数字出版的核心;谢新洲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认为“从编辑、制作到发行,所有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磁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必须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来进行的一种出版形式”[2]。还有研究者更注重出版过程的数字化,张立认为“数字出版是指用数字化的技术从事的出版活动……广义上说,只要使用二进制这种技术手段对出版的任何环节进行的操作,都是数字出版的一部分。它包括原创作品的数字化、编辑加工的数字化、印刷复制的数字化、发行销售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的数字化”[3]这里不只强调了二进制的储存介质,还强调了数字化的出版流程,所以传统出版里也有数字化的出版过程,数字出版的涵盖面积就包括了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
根据数字出版的产生及不同侧重点的定义,可以发现数字出版的概念是不断变化演进的,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数字出版的定义也会发生不同。在二进制产生之前,数字信号[4]是通信形式数字化,呈现出来的电报可以看成是数字化的出版物;二进制代码发明后,借助计算机人们将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信息记录下来,并将其呈现在磁带、软磁盘等物质载体上供人们使用,此时将信息从计算机转向这些物质载体就是数字出版的过程,此后又出现了不同的载体例如光盘;互联网普及后,大量信息及出版物可以通过网络直接传递给受众,这时数字出版更强调的是二进制代码的技术;在网络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出版的每一个流程几乎都会涉及数字化的操作,作者的稿件以二进制代码形式存在,印刷制版可以电脑直接输出,广义上来讲,这些存在二进制代码操作的出版物都是数字出版的方式。
综上所述,广义上讲现在的出版都是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是出版发展到今天的一种新的形式,但是为了方便与传统出版相区别,感受技术给出版带来的方便,我们把一些新兴的出版形式定义为数字出版,其产品为数字出版物。比较常见的新兴的数字出版物的类型有电子书(这里是指电子书阅读器与电子书的结合体)、手机出版物(包括APP、手机游戏、微博、微信等)、按需出版、数字游戏、网络作品、有声读物等。
此外,随着新的出版现象的出现,数字出版的外延还会不断扩大。例如,微信公众号“凯叔讲故事”,在最初只是通过语音及文字免费向读者提供内容,当积累了大量用户以后,该公众号将其内容集结出版,包含纸质的图书及配套的语音光盘,这种形式可以看做按需出版的一种,并且其出版物还有光盘也是数字出版物的一种;随后其在喜马拉雅上线,这是有声读物的一种形式;并且在百度视频等视频网络还可以看到“凯叔讲故事”的相关内容,数字出版已经向着全媒介发展,也可以说一种出版物的全媒介的发展可以看成一种数字出版。
电子出版的概念也是不断演变的。最初电子出版是指出版生产过程计算机化,但是出版物的产品形式还是纸质载体;后来演变为产品载体的电子化,此时电子出版物的载体是封装型(单机型)的,包括磁盘、光盘、IC卡。随后把计算机网络上的出版划入到电子出版,其电子出版物形式叫做网络型。《大英百科全书》对电子出版的界定就是“计算机网络或磁盘上的出版。指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产生文献,并通过计算机网络或者其他载体如CD-ROM等发行”[5]。
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界定网络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造或他人创造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共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目前对于网络出版还存在很大争议,有人认为网络出版本质和传统出版一样,只不过变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具有人机交互、及时更新、海量存储等特点,不同于网络信息传播;然而谢新洲则认为只要是通过互联网向大众传播信息的过程都可以叫网络出版,他把出版向传播学的领域扩展开来。
随着出版行业的发展,出版物形式多样化,网络上的信息在经过编辑加工处理以后也可以集结出版,网络出版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如前所述,电子出版、网络出版与数字出版是三个经常被混用的术语,但随着技术更新,一些电子出版的形式被淘汰,例如磁盘、磁带的几乎很少再使用,封装型电子出版物逐渐减少,剩余的网络型电子出版使得电子出版趋同于网络出版;网络出版又是以二进制代码的方式编辑和储存的,这与广义的数字出版概念是相同的。所以在出版行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数字出版物呈现出的主流形态使三者的定义界限变得模糊,并走向趋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基本存在于出现时间的不同、出版物形式有所不同等方面,并不能从本质上将他们完全分离开,且数字出版在技术的支持下外延间不断扩大。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某些形式的消失也使其剩余部分趋同于数字出版。
行业整体的趋势是细分再走向融合,出版行业也是如此。数字出版需要新型的技术支持,而出版行业大多数都是传统的出版社,即使拥有数字出版的想法和内容也无法追赶IT行业的技术,但是IT行业缺乏最基本的内容产品,这就促成了出版业与其他行业的合作。而行业边界模糊化会导致数字出版范围变大。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常常用来制作电影、广告、游戏等,而现在他可以用在出版物的制作上,《看!恐龙》利用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 Reality,简称AR,基于虚拟现实的新技术),将立体动感的虚拟形象实时叠加到真实场景之上,简单说就是让图书变成3D的感觉,并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显示出来,增加阅读效果。本书的研发团队是大连新锐天地传媒有限公司,主要做新媒体技术的软件开发和硬件提供,而出版本书的是海豚出版社,并且他们在图书出版之前还在京东上进行了众筹。一系列的行业合作才造就了一个数字出版物的诞生,可见数字出版未来的发展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数字出版是出版产业在技术进步、读者需求变化和产业融合下形成的新兴次级产业,属于出版产业,但是由于没有形成系统的产业准则以及进入门槛比较低,其他行业的企业竞相发展数字出版,这对出版业造成一定冲击。又加之数字出版拥有综合应用许多不断变化的技术和众多媒体形式的特性,对于缺乏技术研发的出版社有很大难度。所以出版产业要吸收不同行业的不同经验,积极进行行业间的合作,迎接数字出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徐丽芳.数字出版:概念与形态[J].出版发行研究,2005(6):5-12
飞机是当今交通运输行业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其汇集了当今各种高新技术,可以说是人类当今工作科技发展支柱,航空产业也因此成为当今各国经济与国力的体现依据。就我国而言,航空产业的兴起也带动着材料产业、通信产业及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在飞机装备综合保障的分析与设计工作中,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分析已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分析飞机数字化装备数据集成管理的内涵,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飞机是一个集机械、电子、通导、武器等多种装备及技术的综合体。在使用过程中如何保持飞机的最大系统效能,以最少的投入来保障各装备的安全可靠的运行一直是各级部门以及装备使用和维修管理人员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要进行有效地综合保障,必须要有能描述装备状态的准确数据。也就是说,要有大量的有效信息用于分析与决策,这就涉及到数据的集成管理。即数据是各种保障方案得以执行的前提。
飞机数字化装备数据是飞机数字化装配工艺设计、制造中所使用的制造数据的总称,它包含了工程数据、装配工艺数据、资源数据及检验数据等多个领域。其中工程数据主要指的是工程设计部门所的有关产品结构、产品物理性能、功能及设计方面的数据。装配工艺数据指的是飞机是数字化装配中所生成的各项工艺信息流。资源数据则是飞机数字化装配工艺设计、生产当中所生成的基本信息,其中包含了材料信息、设备库信息、人员配置信息及工具库等。检验数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着装配业务流程的开展而不断变化,其中包含了检验测验数据、现场装置数据、数字化测量设备得出的实验数据以及误差分析数据等。
飞机装配的关键在于要协调和解决好系统件装配过程中的互换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装配的科学合理。数字化装配技术是一种能提高产品质量、适应快速研制和生产、降造成本的技术。数字化装配方法不仅包括了传统数字化装配概念中工装的设计、制造及装配的虚拟仿真等,还包括了如柔性装配、无型架装配等自动化装配方法。飞机数字化装配技术是数字化装配工艺技术、数字化柔性装配工装技术、光学检测与反馈技术、数字化钻铆技术及数字化的集成控制技术等多种先进技术的综合应用。数字化装配技术在飞机装配过程中实现装配的数字化、柔性化、信息化、模K化和自动化,是将传统的依靠手工或专用型架夹具的装配方式转变为数字化的装配方式,将传统装配模式下的模拟量传递模式改为数字量传递模式,因此要首先明确以下概念:
协调准确度描述的是两个系统件相互配合的实际尺寸和几何形状的匹配程度,符合程度越高该值越大。由此可见,采用的先进装配技术必须能够提高不同系统件之间的协调准确度。
关键特性是指那些能够影响飞机系统件之间协调准确度的过程特性、零部件特性以及材料特性。它是由具体的计量和计数数据来衡量的,并根据数据制定相应的特性树从而指导飞机装配。
数字化协调方法是一种建立在数字化标准工装定义上的协调互换方法,也即是常说的数字化标准工装协调方法,它能够保证组件和产品部件、产品和生产工艺装备、工艺装备之间形状和尺寸的协调互换。数字标工协调法的实现依赖于测量系统、数字化制造以及数字化工装设计,开云 开云体育利用数控成形加工出定位元素。在进行工装制造时,通过室内GPS、数字照相测量、电子经纬仪、激光跟踪仪等数字测量系统实时控制测量,建立相关的坐标系统从而直接比较3D模型定义数据和测量数据,达到验证产品是否合格的目的。
飞机数据装配之中需要大量的数据信息,这些信息在各个应用系统之间要及时互通共享,此时集成数据则能有效的保证业务流和数据流的互转。在飞机装配中,数据集成模型的构建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集成框架指的是在分布式、异构的计算机环境中实现信息集成、功能集成及过程集成的软件系统,这一环节通常都是以PDM作为集成平台,将CAD、CAPP、ERP、MES作为数据传输平台,从而实现内外信息的共享与互通,使信息流处于有效、有序、可控的状态。这种集成框架是以现有的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为支撑平台来完成文档管理、项目管理和配置管理等任务。
数字化装配工艺设计的基础是基于模型的定义(MBD)技术,即用集成的三维实体模型来完整表达产品定义信息,作为唯一的制造依据。MBD技术根据数字化定义规范,采用三维建模进行数字化产品定义,建立起满足协调要求的全机三维数字样机和三维工装模型。工艺人员可直接依据三维实体模型开展三维工艺设计,改变了以往同时依据二维工程图纸和三维实体模型来设计产品装配工艺和零件加工工艺的做法,依据数字化装配工艺流程,建立三维数字化装配工艺模型,通过数字化虚拟装配环境对装配工艺过程进行模拟仿真,在工艺工作进行的同时及飞机产品实物装配前进行制造工艺活动的虚拟装配验证,确认工艺操作过程准确无误后再将装配工艺授权发放,进行现场使用和实物装配。在工艺模拟仿真过程中还可生成装配操作的三维工艺图解和多媒体动画,为数字化装配工艺现场应用提供依据。
现阶段的装配数据是在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上,以PDM作为集成平台,这一集成方式包含了封装模式、接口模式、内部函数调用模式、中间交火模式和中间数据库等,是根据数据类型、信息操作分类及存储方法再结合管理流程、开发成本形成的一套系统集成模式。
CAD与PDM之间的信息集成利用接口连接的方式来实现,CAD系统将产品的结构。零件信息及时、准确的反映给PDM系统,确保了两个系统数据的一致性,另外通过PDM系统内部借口,将这些文件批量导出并存储到PDM系统中,读取零件相关信息,且生成BOM结构树,与三维模型、文件等信息一一对应。
CAPP与PDM系统之间的集成采用了接口与紧密集成混合的继承方式,是通过DELMIA作为系统核心,以PPR-HUB作为存储器,用来存储集成产品的相关信息和工艺资源,为产品装配各阶段工艺人员使用提供了最新、最真实的数据资料。
伴随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装配企业的信息集成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飞机综合保障数据集成管理分析,旨在通过建立统一装配数据模型,达到信息共享与交换的目的,但由机系统的复杂性,这一方案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文化事业是指为满足人们娱乐、休闲、健身、求知、审美、交际等精神需要和求知需要而组织活动,并提供经费、场地、器材和各种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而非赢利性的工作等。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和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都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而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产业已得到足够的发展,因其没有文化事业单位,所以文化事业相关方面的研究资料甚少。我国文化事业的运营资金一般均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其他收入较少,虽然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权威性高,但是传播方式及宣传力度却不尽人意。而文化产业虽然涉及的文化资源有限,但其宣传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多,且文化产业有市场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独立性较强。
虽然文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运营目的上有差异――化事业以公益性和公共性为主,文化产业以盈利为主,但它们同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同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都是为了创造、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实现社会效益。若二者互惠合作,既可以使文化资源能够有效整合,又可以使文化事业的资金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惠中,如何理解文化事业公益性与公共性,笔者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公益性。首先,公益性不否认有偿性,免费服务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收支基础上的。它展开的范围大小、程度深浅,是视其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言的。其次,互惠合作可以带来资金流动,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对经营方、政府和社会都有益处。
数字文化资源也就是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就是以数字媒体的形式生产,保存和传播文化资源。将文化内容变成数字内容的过程,是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其广泛含义是指一切采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文字、音频、视频信号数字化后的产品或服务。具体来讲,电子媒介形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等新兴媒介;二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互联网等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新的媒介形态,如,手机报、手机广播、手机电视等。既有商品属性,也有公益属性。
1.无体性。指其是由数字方式表达和传输的,不具备物质形体的特性,不占有空间,不像实物文化商品必须依托特定的物质实体而存在。且内容丰富,占用存储空间小。
2.可支配性。因为数字文化存在于一定的介质之内得以固定,从而具有可支配性。不受时空限制,时时可与人进行交互。
3.可再生性。易于复制传播,虽然快速低廉的再生能力会引起规模经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时也涉及到版权保护问题。
4.文化价值性。指数字文化资源能满足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属性,消费者可以通过使用和欣赏享受它的审美价值和使用其使用价值获得物质产品无法得到的美感、愉悦和便利。
5.以网络平台为载体。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取需要依赖于网络平台,其网络传输速度和服务水平直接影响资源的质量及客户的体验。
产业链具有联系企业的结构属性和流通于链式结构上的价值属性,根据整个商业模式的流程以及数字文化资源从生产到消费流向形成的数字文化资源产业链。如图1所示,在产业链中,开云 开云体育可以看出首先由数字文化资源的内容提供商提供文化资源,也就是说内容提供商是整个产业链的源头,其将文化内容提供给技术提供商。技术提供商主要是将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及使用专业的版权保护技术为电子资源平台运营提供数字认证等相关服务,是数字文化产业链中的关键部门,直接影响消费者所得到的数字文化资源的质量。技术提供商将数字化后的文化资源传递给终端设备生产商,终端设备生产商生产设备为读者提供硬件设备支持。到这一步,就可以将数字文化资源传递给平台运营商,其主要负责提供数字文化资源的销售平台。而且平台运营商会借助电子商务网站以网页的形式提供数字文化资源,可以将文化内容制作成平台可以兼容的格式,同时也负责网站的日常更新与维护;然而为了消费者能够正常的使用数字文化资源,此产业链需要通信服务商负责数据的传输环节,将数字文化资源内容转移到终端阅读设备的服务网络。最终,消费者处在数字文化资源产业链的接收端。消费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产品,随着传播渠道日益丰富,且买卖双方的互动性逐渐增强,消费者可根据对商品的使用感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反馈。生产商得到反馈对商品进行改进和创新,以促进再次销售。而企业为了更好地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产业链地各个环节都应主动去了解消费者的使用情况,且积极地和消费者互动。
一般的文化事业单位具备的优势资源为元数据文化资源、庞大的用户群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行的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结果;而文化产业单位具备的优势资源体现在加工后的对象数据资源以及商业运营得到的丰厚资本。根据两方各自具备的资源优势,笔者提出以下三种互惠方式:
1.资源整合: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均提供文化资源,实现二者全国范围内的文化资源整合。这样有利于将散漫在全国的文化资源整合进行有效整合传播,也有利于国家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更加有利于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
2.客户流量转换:在这种方式中双方共享用户群,用网站链接将用户引流到对方的网站。客户流量就是资本,两者通过合作,从而在实现大众教育和公益宗旨的同时,带动产业发展。
3.资金:由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资本运转基本靠国家财政拨款,但款项只够基本运转,而经营性文化产业有盈利收入,那么经营性文化产业可向公益性文化事业提供相应的。文化事业建设的巨大的投入虽然不会直接带来高效的经济产出,但是为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更加持续和更加广泛的投入,才能形成文化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基于以上互惠方式,笔者提出数字文化资源的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营并行互惠的商业模式图如图2(见附录)所示,模式图中包含价值主张、核心资源、关键业务、关键能力、沟通渠道、重要合作、目标客户、公益受众、制度、资本运作、利益相关者和传播平台几个模式要素,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价值主张 通过数字文化的传播给公众以及社会所产生的价值,即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核心资源 企业内部拥有的能够使其有序进行时所需的重要因素,包括人才资源和文化资源等
沟通渠道 企业将所生产的数字化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等价值观传递、传播给消费者的方式以及途径
目标客户 将消费者资源及市场细分后,适合企业产品、满足消费意愿的目标客户
公众 公益单位的主要服务方,是将所生产的数字化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等价值观传递的接受者
版权制度(数字化) 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指文学、艺术等作品的享有的权利的相关制度
资本运作 主要指公益单位的收入来源,包括政府、社会捐助、基金、自营四个方面
此并行互惠模式图分为两个部分:经营方和公益方,两方可以是同一主体的两个方面,也可是不同主体间进行合作从而完成互惠。
经营方以创造数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为价值主张。该价值主张需要依托于经营主体的关键业务(企业在价值主张的指导下,立足于自身的核心资源优势,开发的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和核心资源来实现,而核心资源体现为文化资源、数字文化资源以及创意、技术、经营性人才资源。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的价值主张在依托于这两者的同时,也起到了保障并促进其发展的作用。关键能力和核心资源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受数字文化资源版权制度的制约,同受其制约的还有经营方的经营途径,即沟通渠道和重要合作。
对文化产业来说,渠道通路有重要的意义:(1)可以提升消费者对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认识,更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对商品及服务策略及时做出调整;(2)能够更好的传递文化企业的价值主张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传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核心价值认知;(3)有利于客户评估其价值主张,吸引更多有效的合作;(4)能快速给售后客户提供支持。沟通渠道的选择也体现了价值主张的具体涵义。而在重要合作方面也对实现价值主张起到协助作用,相同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形成文化互补、技术互补、资源互补的形式,各自发挥优势,更好的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跨产业合作能够为对方的产业链中增添新鲜元素,对于文化产业而言,不仅为文化创意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也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由于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政府对于文化的若干政策对文化产业有重大意义,也决定了政府干预、监督的必要性。以上途径是为目标客户服务的,文化企业寻找目标客户对于商业的正常运作有很大的意义,目标客户是以价值主张为依据进行市场定位细分得到的,找到对文化企业产品具有支付意愿的消费者,了解重要的消费者,深刻了解其需求,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商业模式,产生不同的运营机制,实现资本运作,来支撑实现价值主张,强化关键能力与核心资源。
经营方通过资本运作反哺公益事业方,提供自身的核心资源与关键能力来建立互惠合作连接,并分享公益方的独特的人才、文化资源以及包括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储备为的关键能力,使合作两方均得到促进与更新。公益方的资本运作除了经营方反哺以外,还有政府拨款、社会机构和慈善人士的捐助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援等等方式。公益性文化事业方就性质而言,资本运作做依赖于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而与产业方的互惠方式是解决资本问题,促进数字文化发展的创新方式。资本运作的得到的资本用户为公益受众提供服务,公益受众可以分为青少年、成人、第三龄、残障人士等各类族群,提供的具体公益服务内容也不一而同,这些受众通过互惠的方式与产业方的目标客户打通连接,彼此促进用户群的壮大。而公益性事业方的重要合作也是指的是文化事业单位与政府、公益受众和公益组织等公益活动的重要参与单位各个人的合作,即文化事业单位进行的公益活动要收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并与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进行合作,接受其支持,最终实现以公益服务、创造社会价值的价值主张。
整个互惠模式的建立,还需要电视广播、终端存储设备、互联网、电信等共同组成的传播平台,以及互惠模式中涉及到的各个参与部分的互相配合,当然政策上的优惠鼓励条文和监督机制也是实现互惠模式正常合理运转必不可少的条件。
课题研究的实施有助于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重组和高新技术的运用,增强文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整体发展水平;有助于形成国家级精品文化品牌,促进动漫产业、游戏业、文化旅游业等新兴文化业态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拉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内需;有助于实施重大文化产业带动战略,科学规划、合理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依托各地文化资源,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培育壮大一批优势明显、特色突出的文化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集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互惠模式的开展造成了障碍,其中数字文化资源版权所属问题、文化事业单位创新发展积极性有待提高、大众对于文化产品消费水准的心理接受度偏低、国家相关支持及监管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的重点解决,也推进实现数字文化资源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行并行互惠的运行模式的有力保障。
[2] 苏富忠.文化的分类体系[J].山东:烟台大学学报,2004.7(17-3)
[3] 周娟,鲜耀.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J].江西:职教论坛,2012
[4] 张晓春.论文化资源[J].广西桂林:企业科技与发展,2008(12)
周海(1993-),女,广东佛山人,本科,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张宜春(1978-),男,江苏武进人,博士,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副主任,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及其信息化处理。
高亚男(1988-),女,新疆乌鲁木齐人,研究生,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包无瑕(1992-),女,贵州人,本科,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21世纪,新媒体以势不可挡的态势迅速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它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存储、接受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习惯、消费理念等。“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历史性的概念,它蕴含了比较、变革、创新等多层次的含义。传播学者普遍认同的信息时代新媒体的定义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作为音乐传播的新兴媒介——“新媒体”为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赋予了强大的推进动力,但同时也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数字音乐是当今传媒、娱乐、文化等产业共同关注的焦点。广义上的数字音乐,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制作完成的音乐作品,它不仅包括在线音乐、无线音乐等非物质形态的音乐,还包括CD、VCD等物质形态的音乐:狭义上的数字音乐。是指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存储并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进行传播、消费的非物质形态的音乐,按照“音频文件的压缩编码格式”分类,主要分为MP3、ATRAC、WAV、WMA、MPEG-2、AIFF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数字音乐。
由于数字音乐产业形成的历史较短,相关的研究还不多,对其还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从产品的生产、企业的范围、经营的内容、服务的对象等角度看。数字音乐产业,就是以数字化形式和网络化渠道,直接或间接从事数字音乐生产、传播、销售、服务的企业及其经营活动的集合。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音乐产业的价值链的上游。主要由唱片公司、音乐作品创作人和其他版权人等内容提供商(CP)组成;中游则由A8,COM、华友世纪、爱国者音乐等增值服务商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服务平台服务商(sP)组成;下游则是在线收听、付费下载的终端用户。
1.新媒体技术是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音乐的复制、发行、消费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完成,突破了三维空间的诸多限制,减少了运营的中间环节,节约了宣传、制作成本,消费者能够买到“纯粹的音乐产品”。基于“长尾理论”。由于存储在服务器上的数字音乐始终处于“上架”状态,它的产品生命周期事实上已被无限延长,那些所谓“过气音乐”也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给企业增加更多的商业选择。从网络初期的单向传播模式到现在的分众传播、交互式传播;从手机的单一通线G时代的网络多媒体功能:从电视的无线模拟信号传输到有线数字传输再到网络互动式的IPTV等等,新媒体从数字音乐产业的系统内部创造和扩大了市场,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会给数字音乐产业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保护版权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版权(Copyright)亦称“著作权”,是指权利人对其创作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音乐版权,是指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其音乐作品拥有控制、使用、处分、支配、收益等权利的总和。在新媒体时代,数字音乐传播的物理特征决定了它是版权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没有版权保护,数字音乐产业就丧失了生存的土壤。根据艾瑞公司《2009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由于各运营商的实际控制,从源头上解决了版权保护问题,无线%以上的市场份额,总产值为16.5亿元;而在线音乐因受到版权保护的困扰,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市场份额不足8%,总产值仅为1.4亿元。由此可见,有效解决数字音乐产业的版权保护问题对数字音乐产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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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按需出版打破了原有的出版模式,开创了新的出版思路,是出版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大量研究成果的文献分析,对按需出版的定义及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梳理;归纳国内外按需出版发展现状;对按需出版研究结论中的两大论点提出新的看法,即按需出版的发展基础及按需出版的发展空间;并为按需出版未来发展途径提供参考方向。 关键词:按需;出版;印刷;数字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62-02
1.定义。按需出版(Book On Demand, BOD;Publish On Demand, POD)尚无规范、明确的定义,目前较公认的说法是:按需出版“是充分利用数码印刷技术的优势,按照不同时间、地点、数量、内容的需求,通过数字化以及超高速的数字印刷技术为用户提供快速、按需和高度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新型出版方式[1]。”从定义中可看出,按需出版以“需”为第一要义,以“数字化”为实现平台,以“数字印刷”为技术支撑得以运行和发展。
2.相关定义辨析。按需出版与按需印刷、数字出版、数字印刷、网络出版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文件梳理,对其进行了归纳(如下图所示)。
首先需要阐明的一点是,目前出版界及学术界对按需出版的定义及适用范围一般设定在对图书的出版上,上图中对几个概念的梳理也基于该范畴。(1)数字印刷是按需印刷的技术支撑。按需印刷得以实现必须依靠数字化的内容、数码印刷机械设备以及数字化的工作流程。这些条件是数字印刷才能提供的。故在此将按需印刷简单理解为针对部分有特殊需求的印刷产品进行的数字印刷。(2)针对数字出版有比较专业、规范的定义。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认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的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的数字化、管理过程的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2]。”现实运用中,数字出版的范围更为广泛,CD、VCD、读书机等均可定义为数字出版,且其传播渠道并非局限于网络传播。故将数字出版中以网络为载体的部分独立归为网络出版。(3)数字印刷是数字出版的一个过程,且全程数字化。同理,按需印刷也为按需出版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虽从按需出版的定义上来讲,按需出版是数字出版的特殊化需求,但目前还无法完全做到从内容源头的数字化。在出版转型过程中,按需出版的另一种重要定位是:按需出版是传统出版的延伸。目前的按需出版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来源于传统出版的图书,按需出版是将传统出版图书内容的数字化。这也将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按需出版的主要出版内容。(4)网络出版现多以电子书的形式传播,而对有特殊阅读习惯的受众而言,将电子书纸质化,进行按需出版/按需印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欧美国家。按需出版的起源最早出现在美国。1997年,美国最大的图书批发商英格拉姆公司创立的电印刷公司(Lightning Print)利用IBM技术为一所学校印制50本已在市场上脱销的教材事件,被认为是按需出版的开端。在英格拉姆的带动下,美国涌现了一大批按需出版的传统机构及数字印刷服务网站。被人们熟知的如Lightning Souree公司、Offset Paper Baek Mfrs公司、Vesteom公司、Xlibris公司、Lulu公司等。德国出版业的发展在欧洲一直名列前茅。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便开始应用按需印刷。德国最大的图书配送公司Libri的子公司Books on Demand GmbH(简称BoD),将传统书业和按需印刷进行了有效结合。贝塔斯曼集团也从2001年起涉足这一领域,下属的Bertelsmann Media on Demand(简称BMOD)公司专营这一业务,并被视为成功案例[3]。按需出版在英、法、意、西、日等国也相继展开。在英国,199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率先开展按需出版,2009年成立专门出版社Punked Books;2012年,原创电子书出版社开放之路全媒体(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公司和英格拉姆、闪电资源公司开始合作发行开放之路全媒体公司电子书的印刷版本。在日本,东京书籍贩卖公司、凸版印刷公司和29家出版社共同出资成立Booking公司开展按需印刷;富士施乐、微软和大型出版社讲谈社、小学馆4家共同出资成立按需出版专业公司。
2.中国。我国的按需出版相对欧美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最早开始于2001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引进数码印刷技术,并在2004年试行按需出版。之后,商务印书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传统出版社等也陆续开始实践。此外,除知识产权出版社旗下的中国按需出版网()以外,开展此类业务的还有北大方正的印捷网()、印客网(、印象社(.cn)、超印速网()、中国博客网的博文e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的易文网(等。上述几家已经借助互联网平台,先后开展了图书按需印刷服务[4]。
目前按需出版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外发展历程,我国发展现状、限制因素及发展途径。按需出版研究层出不穷,但观念存在一边倒现象。通过对前者文献的梳理,发现存在两大具有争议的观点。
1.按需出版得以发展的根本条件。许多学者认为按需出版在我国得以发展的条件除了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大(网民数量膨胀及个性化需求增加)以外,传统出版存在的弊端是发展按需出版的重要原因。传统出版存在起印门槛高、库存堆积严重、回款难、印数限制、资源浪费等问题[5],且不少绝版、短版图书无法再购买等原因促使按需出版进入图书出版行业,从而弥补传统出版的不足。但这些原因并没有抓住造成传统出版缺陷的根本,也没有真正体现按需出版的价值。库存堆积不是问题,导致库存堆积的原因才是根本问题。从源头梳理传统出版的弊端所在,是出版社的管理制度问题。出版社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其前期营利为目的造成恶性循环。起印数量高、追印数量不公开、营利“行规”比比皆是。起因门槛、库存堆积等一系列问题是该行业状态下必然带来的副产品。目前我国的出版市场营利来源大多为教材印刷,这一现象可有力证明我国出版业发展存在一定问题。
按需出版的意义不仅是解决出版业的上述问题,更是为出版业带来数字化变革,给予其新生。同时,也更利于人类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播。当然,要实现按需出版管理制度的完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按需出版是少量印刷还是永久印刷。按需出版较传统出版而言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其最大的优势或特征体现在①可实现零库存;②节约销售成本;③复活绝版、短版书籍,促进文化积累和传播;④满足用户个性需求[1];⑤促进产业由“先出版再销售”向“先销售再出版”变革等。但也有学者认为,按需出版除技术、资金、管理、配送等外界限制因素外[6],其自身适用范围是个重要瓶颈,仅适合印刷次数相对较少的书籍。按需出版目前的适用范围确实多用于专业教材、学术图书、历史古籍、小众丛书、专利文献数据等受众较少、印刷数量要求不大的图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按需出版仅适合于这类图书。首先,按需出版适用于所有图书,当图书出版达到一定量时,按需出版的数字印刷成本可能低于传统出版的胶装印刷成本;其次,按需出版不能简单归类于少量发行。在作为出版业巨头的德国,人们认为按需出版非但不是量上的减少,而是无限发行的开端。
当然,按需出版也存在其有待改进的地方。如书号管理问题、盈利模式问题、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等。按需出版毕竟处于前期发展阶段,其发展牵动着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进步,其完善之路也更为崎岖。但不少学者在指出其不足时,牢牢抓住其印刷成本不放。认为其设备的购置费用巨大,且设备更新换代快,风险大,且单位印刷成本高等。
任何一项技术的发展都需要有前瞻性,且学术在一定程度上应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们不能仅因眼前蝇头之利,而蒙蔽透视发展之路的双眼。按需出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仅仅是技术的更新,更是理念的革新。
1.以网络为纽带发展按需出版。按需出版的销售链顶端是用户,用户对图书的搜索是销售的开端。无论是传统出版社、图书经销商还是兴起的数字印刷机构,都要积极借助网络建立健全分销搜索平台,利用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内容资源的整合与控制服务。
2.以内容为基石夯实按需出版。对于传统出版社来讲,可依靠自身在图书量上的积累及对图书的深度挖掘来巩固自身按需出版的地位;而作为兴起的小型数字印刷机构来说,注重内容的个性、品味、质量和风格是其生存之道。
3.以行动为证明践行按需出版。喊着按需出版的口号,做着按需印刷工作的单位不在少数。按需印刷是用技术改进技术,而按需出版则需要技术改进人工。按需出版要对用户需求进行分析,对内容进行不断创新,这都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不能仅将技术用于最后的印刷工作。
出版行业的发展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各方面。虽然我国的按需出版起步落后于欧美国家,且发展限制条件较多,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止步不前的借口。发展有瓶颈,是挑战亦是机遇。
在学习借鉴上,因制度差异,我们能向欧美国家学习的内容技术多于管理。但笔者认为,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德国人的读书热情。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是我国青少年极度缺失的东西。按需出版是为大众读书提供便利的途径,不要让其仅成为我国青年一代的个人秀场。
数字插画(也称CG插画)是近十年出现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伴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广泛运用于影视动画概念设计、游戏美术、插画设计等领域。大众在消费杂志和欣赏商业影视作品的同时,间接或直接欣赏插图就成为一种必然行为。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数字绘画作品营造的唯美、绚丽、奇幻的艺术氛围通过游戏、电影、动漫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然而,作为新兴画种,数字插画自诞生之日起即被定位为商业美术,其艺术价值也未得到学者的足够关注,这在当今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国内,对于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软硬件技术、商业应用、教学研究,或者关联领域研究,如王选遥《论电影画面的灵魂——概念艺术》、赵小林《数码绘画与设计艺术专业基础教学》等;从美学角度探索数字绘画艺术理论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以变换关键词组合的方式进行搜索,可见数篇,包括赵忠波《浅析超现实主义绘画对现代数字绘画的影响》、许超《后现代视野下CG插画设计的美学特征探微》。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内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现状,总体而言研究的成果有待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
在美国,以出版物为服务对象现代插画的发展已经超过百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土壤。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法成熟、风格多元的插画大师。近20年来,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的数字娱乐产业异常繁荣,很多从事传统插画创作的画家成功转型为概念设计师,使用数码绘图工具,为电影、游戏和动漫业服务,数字插画由此应运而生。不过数字插画师的成就也一直不为主流艺术承认,其原因同样源自艺术界对商业美术的某种长期的“歧视”。在西方的数字艺术行业内,有关数字绘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视觉特效软硬件开发使用、表现技法、商业应用等实用性、技术性领域,鲜见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从历年的“ACM SIGGRAPH”会议所发表论文的主题与会议日程安排可见一斑。
目前,有关新媒体艺术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新媒体自身特性带来的审美异化,如虚拟性、交互性、技术性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媒体与创作者的关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对创作观念的变革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刘佳《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带来的美学思考》等等。这些研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新媒体艺术审美在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意义。这样的视角,固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新媒体艺术的基本特征,但是限于一些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仍缺少对新媒体艺术中某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艺术这个大的范畴中,实验艺术、装置艺术这类的当代“纯”艺术活动与游戏动漫设计、电影美术等商业艺术仍然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所以,针对数字插画美学理论展开研究,对于充实国内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的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数字插画是商业美术,一直以来被视为流行文化,其价值得不到主流艺术界的认同。以网络相册为平台,优秀的插画作品甚至可以赢得千万次的点击率,却很难进入到画廊、艺术馆中与传统画种获得并列展出的机会。数字绘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空缺”,使其缺乏专业而系统的评价体系、科学而规范的教育方法以及艺术人。这些都制约着中国数字绘画艺术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展开数字插画的艺术理论研究,挖掘其文化价值、厘清风格流派、完善评论体系,将数字插画研究学术化、正规化,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数字插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都能更好地激励数字插画从业者的创作热情,对于提高数字绘画的整体创作水平、挖掘艺术价值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国内大专院校的数字插画教育大多处于初创阶段,师资力量和教材建设均比较薄弱。当前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企业和社会机构承担,但在培养方式上往往注重技巧训练、追求画面的外在效果,较为忽视绘画创作的文化艺术性,不利于数字插画人才的良性发展。事实上,在欧美等国,数字插画师(概念设计师)基本出自艺术设计类院校的相关专业,需要系统学习解剖、架上绘画、艺术史、数字图形图像学等课程,企业培训只是培养实践经验的手段,学院教育才是主流。构建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完善教材建设、丰富理论教学内容。
自从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的创意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能力不断得以加强。很多项目开始借鉴国外同行业经验,更加注重前期的概念设计的投入力度,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游戏作品。例如,腾讯游戏开发的网络游戏《斗战神》。该作的前期概念设定由国内一线的游戏美术师合力完成,人物造型夸张玄奇却不失中国神话人物的特征,场景华丽宏大,且充满东方色彩,充分展现出数字插画的视觉创造力和奇幻文化的魅力。然而,对于中国创意产业整体而言,高质量的作品和优秀的概念设计师仍然数量稀少,数字插画师的绘画水平良莠不齐。拙劣的模仿和照抄,贫弱的造型与滥俗画风依旧充斥着中国的动漫游戏市场。建立数字插画艺术理论体系,特别是文化研究和批评研究,有助于指导插画师的创作,推动当前数字绘画创作者对艺术品质的自发追求,转变成自觉的要求。
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数字插画艺术性,因而笔者认为可参照传统绘画研究的方式构建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框架,内容包括: (1)数字插画史论、人物及作品研究。 (2)数字插画文化研究。 (3)传统绘画与数字插画比较研究。 (4)数字插画批评研究。 (5)数字插画创作研究。
设计艺术史论家王受之先生在其所著《美国插画史》中评价了美国主流艺术界对插画艺术的态度,他指出“插图之所以不被主流艺术承认,无非是它的明确的商业性质,然而仅仅用商业属性作为口实,忽略插图的艺术性,实在是过分”。中国数字插画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并不比传统插画有所改善,所以,对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无论对于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还是对于数字插画创作而言,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此。
目前南京水务集团的水厂已基本完成了生产自动控制的一系列建设,大量的生产信息通过PLC将电流转化为数字信号或者逆向转换,而被工作人员控制使用,繁重的人工作业已基本被自控控制的机械设备取代。
为了实现数字化水厂的目标,在前几年,笔者根据目前自控系统的优缺点,应用信息化技术,重点补足自控系统数据无法持久化保存与进行管理分析的短板,尝试实施水厂的信息系统的实验性建设。
经过几年的摸索,我们认为标准化的数字化水厂的实现已具备成功的条件,一个标准化的数字化水厂可以实现水厂的精确管理,提高水厂生产效率以及保障其安全、稳定地生产运营。
本设计结构包含目前主流的信息化思路,主要包括物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应用概念。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水厂设备的信息化、虚拟化,通过唯一标识,整合其相关的数据源,通过数据中间件,在信息系统中整合成实时的设备虚拟化映射。物联网不仅仅只是一个标识,更多是实体世界在信息化中的实时投影,本设计通过数据源绑定设备标识,在信息系统中还原一个真实的、实时的设备。
应用大数据概念,对水厂生产数据的维度、粒度进行清洗,对这些含有意义的生产数据进行特征化处理,提高对以往低价值生产数据的“二次加工能力”,通过大数据处理实现水厂生产数据的增值,如通过数据模拟水厂生产运行,优化流程,降低损耗,提高效率,或者预警水厂生产的安全隐患等问题。
(1)数据为管理层提供更全面、更准确的依据与支撑。目前管理层对水厂的运行状况只能通过几个关键实时数值进行管理,而精确的生产数据只是应用在相关班组工作人员的日常自控操作中。
通过数字化水厂,既可以全面地掌控水厂的实时生产数据,也可以方便地利用历史生产数据,并且可以根据管理层的管理思维,依据生产数据流,进行相应的管理系统研发,挖掘与分析水厂生产数据,为管理层提供更全面、更准确的依据与支撑。
(2)数据为水厂的安全稳定生产提供保障。目前水厂的运行的安全稳定是依靠经验丰富的资深工作人员的人工判断,存在着因人员一时疏忽和人员流失造成的隐患。
通过数字化水厂,基于大量数据的计算,可以对生产安全问题进行预警或者预判。也可以通过相应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让更多的工作人员具有对安全问题进行控制的能力,进一步保障水厂的安全生产。
(3)数据的标准化为水厂管理标准化提供基础。数字水厂的结构设计满足所有水厂的需求,确保各水厂在生产数据流方面得以标准化,而数据又是管理的基础支撑,依靠标准化数据流进行管理的方法,可以进一步促进各水厂管理措施与标准的标准化统一。
(4)数字化水厂标志着水厂的全面可控的里程碑。数字化水厂实现了水厂所有环节实际运行的数据量化的实现,脱离了以往纸质报表或者口头管理的不实时与不全面的缺点,水厂所有环节将在数字水厂中得到具体表现,管理层可以全面掌握生产的状态,获取途径便捷,只需要一台装有浏览器的电脑或者智能手持设备,通过权限的控制就可以达到,标志着水厂全面可控的里程碑。
为了实现数字化水厂这一目标,规范专业水务业务信息化系统对生产数据的需求,使其合理、有效、安全地使用我集团水厂生产的数据。本文设计并建设了南京水务水厂生产数据标准化中间件平台,对数据端口进行了标准化定义。
本平台主要由平台管理操作模块、生产数据标准化接口层、生产数据采集层和实时生产数据持久化数据库四大块构成。整个系统为多层结构框架,从内到外分别是:网络和操作系统层、数据层、业务逻辑层、表现层、用户层。数据服务层采用中间件,系统应用层采用B/S模式,通过数据服务层提供的服务开展应用。本平台主要功能包括:
平台管理操作模块:主要实现系统操作管理员对生产数据标准化接口平台的操作。
①数据标准接口编辑。②采集点自定义配置。③平台性能监测。④数据标准接口权限体系。⑤操作管理员的权限控制体系。
生产数据标准化接口层:主要实现生产业务分析系统调用生产数据的标准化接口功能。
本文采用了新的报表引擎,该引擎可以自由定义报表中的各字段,只要将平台端口输出的标准数据源和报表字段绑定,就能生成自己需要的报表。
水厂人员可以简单地通过该功能模块配置出目前各水厂使用的电子报表,也可以按自己日常工作需要配置自己需要的数据报表,为生产服务。当水厂人员需要查询某些数据,在没有该类报表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建立新报表,再也不需要通过程序员从后台统计数据了。
除此之外,系统可以记录管理员自己配置的报表,并按照使用的频率自定义报表排序。
采用报表白定义模块,在水厂设备发生变动或者新增设备时,可以由管理员自行修改报表配置,及时更新报表,以最快的速度使报表适应生产的实际需要。
软报警主要是指通过后台软件设限过滤出来的数值进行报警(也可以多级预警)。
为报表字段设置标准范围,针对不同的数据值,单独设定标准范围,超出标准范围的值录入后高亮显示,并提示报警。便于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错误或者设备异常情况。在自控数据上传出现异常情况(如传输网络故障)时,系统也会及时报警,提示数据异常,便于人员及时修复问题,或者采用其他录入方式代替数据自动采集录入。
当数据长时间地超标准范围运行,系统能够自动推送可能出现的问题,为工作人员提供数据分析的依据。
硬报警主要是指设备PLC采集模块直接发出的错误报警消息进行的报警,不同于软报警,此类型报警的主要是设备故障或生产关键参数出错等报警,紧急优先度高。
现阶段的水厂报表系统只是抄录水厂报表数据,并没有对抄录数据加以运用,所有数据的报表统计分析都是空白,如何运用这部分数据,为生产工作及管理工作服务,才是水厂报表系统建立的最终目的。
(1)报表定制功能。建立多功能、多种类的分析统计报表,报表可以动态按使用者的需要自动配置,选择“关注项”及“统计方式”,自动定制报表。自动定制报表功能能够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实际需要,使数据线)图表定制功能。建立多功能、多种类的分析统计图表,图表可以动态按使用者的需要自动配置,选择“关注项”“统计方式”“统计形式”“对比类型”等,自动定制图表。自动定制图表功能能够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实际需要,使数据线)数据定制对比分析功能。按使用者的实际需要,选择对比项,利用数据库中的数据生成各类统计分析报表及相应的图表。
(4)数据自动对比分析功能。针对水厂报表系统中的报表数据分析数据,采用图形、曲线展示方式,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水厂的生产情况。对比分析图表会为水厂的管理工作提供强大、直观的数据展示。
以前的水厂纸质报表是按档案进行留存管理的,水厂报表升级为电子报表后,也应采取原先的档案管理模式,报表抄录完成后,通过审核成为可以留存的档案报表,该档案报表需要通过电子签章记录审核人的信息,同时生成无法修改的PDF文件,作为企业重要档案留存。经过审核人的电子签章签名后该报表就具备法律效力,作为档案留存。
自定义报表功能让使用者能够自定义各种报表和图表,同时能够将报表、图表呈阅给领导,或共享给同事,真正实现无纸化办公。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竞争日益加剧。竞争的主体由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转向企业集团、产业链层面的竞争;竞争的性质、范围由有形的竞争转向无形的竞争;竞争的方式由单一价格竞争转向服务模式、营销渠道等全方位的竞争。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向数字化企业迈进,以期增强企业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全球著名的沃尔玛公司是最早一批向数字化企业迈进的大型企业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玛即4亿美元发射了一颗商用卫星,以支持公司总部与全球6 600多家分店、100多个配送中心以及数千家供应商通过统一的计算机系统进行高效的联通。在经营管理方面,沃尔玛为全集团的所有店铺和配送中心配置了统一的管理系统,全集团每天发生的一切与经营有关的购销调存等详细信息,都通过网络传送到总部数据中心,总部可在1小时之内对全球门店的每种商品的库存、上架、销售量等实现全部盘点;在商品采购方面,沃尔玛与其供应商基于网络和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实现了高效协同,供应商可以实时掌握沃尔玛的销售状态和库存动态,按需为沃尔玛的配送中心进行补货,实现了整个供应链存量水平的最优化;在商品配送方面,沃尔玛建设了高度智能化的配送中心和运输系统,实现85%以上的商品由配送中心供应,保证货品从仓库到任何一家商店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而其竞争对手仅能达到50%~65%水平。 沃尔玛平均补货周期是2天,而竞争对手却至少要5天;沃尔玛的运输成本仅占总成本3%,而竞争对手却高达5%。此外,基于多年累积的海量数据,沃尔玛应用商务智能以小时为单位动态地运行决策模型,形成最佳的商品组合、陈列以及降价促销等策略。通过实施数字化管理,沃尔玛的总资产周转率是同行业企业的数倍,而其经营费用与销售额的比率几乎是同行业企业的一半[1]。
随着沃尔玛、戴尔、思科等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化企业的逐步涌现,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对数字化企业的发生与发展相继开展了多方位的理论探究和案例分析,并由欧美的学者正式提出了数字化企业的概念,即“Digital Firm”或“Digital Enterprise”。
数字化企业的提法虽然已被广为认可,但关于其定义与内涵却众说纷纭。美国波音公司的Wayne Esser等学者对数字化企业的理解是:“实现无纸化制造,并且带来高效生产力的企业”[2]。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认为,数字化企业是现代企业运行的一种新模式,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手段,以创新为原动力,遵循数字经济规律的知识型企业[3]。Jonh Davies认为,数字化企业采用信息技术作为企业构建的基础,以便实现下列的基本目标:更有效地贴近客户需求,提高员工生产效率,以及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它利用通讯与计算技术的融合来改进业务流程[4]。国内的袁清珂等学者认为,数字化企业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高级阶段,它将信息技术、现代管理技术和制造技术相结合,并应用到企业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和企业运行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产品设计制造、企业管理、生产控制过程以及制造装备的数字化和集成化。提升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制造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综合竞争能力[5]。
总体而言,数字化企业至今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多数将其理解为一种企业运营模式,开云 开云体育少数将其理解为以集成应用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化发展模式。因此,数字化企业的内涵有待进一步阐释,从而为我国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指明发展方向。
通过对沃尔玛、海尔集团等国内外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代表性企业的共性特征的提炼,我们对数字化企业的定义及相关特征给出了新的界定。
数字化企业是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为指导,在各项运营活动中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实现生产、经营、管理、决策各环节数据的适时获取、充分共享和深度应用,达到优化生产、精细化管理与量化决策的集成统一,从而能够从容应对市场竞争的知识型企业。数字化企业集中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大背景下,企业创新的发展潮流和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趋势。
从运行特征看,数字化企业的各类数据实现全面数字化,企业全员都能随时随地获取被授权访问的数据,促进了工作效率提升;各级管理人员通过充分获取并深入利用各方面信息,强化对业务的掌控能力,能够实现事前预测与事中的有效控制;基于充分共享的信息,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与职能部门之间实现一体化运作,企业与合作伙伴、供应商之间高效协同,形成产业链优势,从而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高效满足客户需求。
从信息技术特征看,数字化企业拥有完善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能支撑各类信息系统安全、高效运行;拥有满足企业实际需求的各类信息系统,相关信息系统实现有效集成,形成了集成统一的企业信息平台,企业的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以及生产运行方案的制订等方面都能通过相应的辅助分析系统进行仿真分析或预测,形成最优化的方案来指导决策或生产,从而降低决策的风险,提高生产的安全性、效率和灵活性,有效降低成本。
通过综合分析沃尔玛、海尔集团等国内外著名公司向数字化企业迈进的关键举措和成功经验,我们针对数字化企业建设提出了一种共性的参考框架,具体包括推进方向、企业数字化平台参考框架、数字化企业成熟度评估模型及建设原则等4方面内容。
传统企业向数字化企业迈进,应该从管理创新、信息化建设与知识管理等3个方面加以推进,逐步实现信息技术与公司各项业务的全面融合,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管理创新:在构建数字化企业的过程中,以创新的管理思想为指导,以创新的管理制度为保障,从企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把管理创新与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充分结合、相互促进,优化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形成优化的企业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
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建设,搭建起企业数字化运作支撑平台,实现信息技术应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高度融合的业务运作数字化和管理决策数字化。业务运作数字化包括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制造、数字化采购、数字化营销、数字化服务等。通过实现数字化设计,显著增强企业的研发设计能力,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通过实现数字化制造,显著提升生产运行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生产作业效率,降低生产作业成本,强化生产作业安全;通过实现数字化采购,充分发挥企业集中采购优势,显著降低采购成本;通过实现数字化营销,显著降低营销成本,扩大销售范围,提升客户需求分析与预测能力;通过实现数字化服务,显著降低服务成本,为客户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手段,提升客户满意度。在管理决策数字化方面,基于高效的经营管理平台与决策支持平台提供的管理手段和决策支持工具,各级管理人员可以及时发现企业运营过程中存在或可能发生的问题,实现有效的事前预测与事中控制,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效率。
知识管理: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知识管理,通过实施知识管理来全面提升员工素质、增强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以保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持续发展。在战略层面,企业应将知识管理纳入到战略体系中,让企业的各部门和每个人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有效结合,围绕部门和岗位工作目标来明晰关键知识领域,进而设计知识管理提升手段。在战术层面,企业需要建立知识管理机构,推动建立和完善知识管理相关制度,构建崇尚知识分享的企业文化,构建知识库与在线培训平台等知识管理系统,搭建面向知识提炼和分享的专家交流会等实体交流平台,从而为知识管理奠定体制与机制保障。
现实中的企业有着纷繁复杂的多样性。从企业模型分析的角度,可以将企业运营行为划分为战略决策、经营管理和业务运行3个层面,在业务运行层面可以将业务链进一步划分为研发、生产、采购、销售及客户服务等5个领域。不同类型企业的业务链可能全部涵盖这5个领域,也可能只是部分涵盖。
如图1所示,企业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化运作需要多方面的支撑平台,每个方面的支撑平台服务于特定的业务或管理需求,并基于企业应用集成平台实现整合应用。
决策支持平台:用于将企业的经营数据与业务运行数据进行深层次的整合,并转换成便于分析的信息,使得分析人员能够利用高效的分析手段来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从而为企业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促进企业决策科学性与效率的提升。主流的建设模式是采用成熟的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解决方案。
经营管理平台:用来支持企业的计划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办公管理等方面的经营管理需求,为各类管理人员提供高效的管理手段,实现高水平的运营管控,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主流的建设模式是采用成熟的企业资源计划解决方案和协同办公平台解决方案。
研发设计平台:用来集中管理企业的研发设计数据和相关数据,支持多领域、多专业一体化的研发设计,促进新产品研发或复杂工程设计能力的持续提升。以制造业为例,主流的建设模式是采用成熟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
生产运行管理平台:用来支持生产计划或生产方案的科学制定、生产数据实时采集分析与可视化展示基础上的生产指挥与调度及生产作业过程的先进控制与实时优化,促进生产作业的精细化管理。主流的建设模式是采用具体行业领域的制造执行系统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解决方案。
物资管理平台:用来支持企业规范采购业务流程,提升库存与库房管理水平,实现集中采购,以此来降低采购成本,有效满足生产和销售业务的需求。主流的建设模式是采取前台与后台的模式,前台主要面向采购交易的电子商务网站,后台主要面向企业内部采购业务流程和库存管理流程的业务支持系统。
销售管理平台:用来支持企业规范销售行为,实时掌握销售数据,实施统一灵活的销售策略,实现物流配送等保障业务的合理安排,整体上降低销售成本。根据销售业务的差异性,主要有两种主流的建设模式:一种是搭建企业级的销售管理系统,同时管理多个销售终端,典型的代表是沃尔玛公司;另外一种是搭建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借助互联网来实现产品销售。
客户服务平台:用来降低服务成本,支持客户自我服务,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主流的建设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呼叫中心(Call Center),支持客户通过电话方式来获取供应商服务或实现自助服务;另外一种是建立客户服务网站,借助互联网来为客户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手段。
知识管理平台:是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主要载体,用来支持企业知识的归集与分享,促进员工在充分利用企业已有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从而提高组织的整体业绩和创新能力。构建面向显性知识归集与分享的企业知识库是目前主流的建设模式。
企业应用集成平台:对于企业内部的各类信息平台以及合作伙伴企业间的相关信息系统,只有实现它们的高效集成应用,才能做到企业内外各类信息的充分整合与共享,实现业务流程的紧密衔接,从而支持企业实现高效的运营。关于企业的应用集成,传统的点对点集成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企业复杂的集成需求。为了避免点对点集成的个性化实现和高耦合问题,企业需要采用基于统一的标准实现所有相关系统集成应用的企业应用集成平台模式,该模式简化了集成的实现与后续的维护。
笔者借鉴文献[6]等企业IT成熟度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对众多成功企业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一个评价企业数字化成熟度的评估模型,以供参考。
数字化企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以下几方面原则:
(1)必须统筹平衡企业管理创新、信息化建设及知识管理3个方面的有序推进,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很多企业在推进自身数字化的进程中割裂了三者关系,导致信息化建设成果无法适应企业管理变革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或者是企业人员不能适应信息系统的应用要求,难以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应有的作用。
(2)制订科学合理的企业IT战略规划,遵循IT治理的国际最佳实践原则,稳步扎实推进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国内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已经逐步从部门级的分散建设模式转向了企业级的统一建设,并开始重视制订统一的企业IT战略规划。但是在IT战略规划的实施方面,却普遍缺乏严格规范的IT治理,导致IT建设与业务需求错位,无法达到既定的建设目标。
(3)必须高度重视并实施好信息安全与运维保障工作。数字化企业需要实现信息技术应用与企业运营的高度融合,信息技术应用的可用性直接影响到企业业务的连续性。因此,必须充分做好信息安全与运维保障工作,以保障各类信息技术应用的高可用性。
本文基于对各类数字化企业案例研究所形成的认识,提出了一种通用的数字化企业建设参考框架,以后将就不同类型的企业给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设模式和评测标准。希望此文能对企业管理相关人员加深关于数字化企业的理解,加快建设数字化企业的思想转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唐·索德奎斯. 沃尔玛不败之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 数字化企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石油消耗量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我国不少大中型油田隐患问题逐步显现,譬如在工作中的点多、面广和生产环境恶劣等问题成为影响油田生产的主要因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不少油田由于多年的开采而逐步出现了含水量多、油质降低、开采成本增加和资源供给不足的难题,因此在工作中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和建设现代化油田工作流程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建设重点,也是解决油田隐患与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也可促进油田的可持续生产。数字油田作为一项新型的概念与工作模式,对于实现油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与意义。
油田数字化综合业务系统主要指的是在工作中通过计算机管理和远程测控设备来对油田的抽油机、计量间、中转站以及联合站等多个设备进行系统、综合全面控制,从而实现一体化工作模式。这种系统是一种集先进科学于一体的成熟的计算机技术。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技术、远程操控技术、遥感技术和信息技术,并通过高精度的数据采集仪器来对工作中的各种设备进行控制,从而实现高速、高质量的工作模式。
油田数字综合业务系统是为了配合油田产能建设、节约型工作模式建设而通过油田生产数据自动采集和生产远程监控为一体的综合性工作模式。在油田工作中,通过对现有生产设备进行信息化改造已成为提高油田工作效益和工作质量的主要手段。该系统的应用对于提升生产系统自动化管理水平、增加油田的采收率和降低劳动强度有着重要作用,同时更是提高了原油产量、节约企业运行成本和保证了员工安全,进而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新世纪,信息技术已经广泛的应用在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当然油田领域也不例外。油田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中采用通信技术标志着我国油田领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体现了生产、经营的高层化发展模式。
在目前的社会发展中,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而言,油田数字化建设是一项综合了多种学科的复合型工程体系。在油田数字化应用中,其本身存在着诸多子系统,比如石油地质学科、油藏工程、勘查工程、通信技术和项目管理等,这些子系统在工作中要求工作人员能够相互努力,进而实现最优化的生产经营模式。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以科技创新为指导的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逐步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也成为稳定社会生产的大势所趋。在我国油田生产中,采用可靠的通信技术为目标是坚持在工作中提出以油田为中心、创建自动化油田采集模式的主要手段。在油田数字化系统中,通过采用信息技术奖收集油井、联社站、中转站以及计量间进行连接,使得在工作之初就能够产生相应的数据,并通过信息技术传递到监控中心,进而为工作人员对工作流程和工作力度提供科学的指导和依据。这种工作模式和方法的应用不仅能够良好的提高劳动率,而且在工作中对于强化安全生产力度,保障整个工程整体性有着重要意义。
对油水井等生产状况实施监管同时对油田数据的处理采用集中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油田及时选用A2系统,即一种具有采集与管理数据的油水井生产子系统,实现了标准化采集野外信息数据,将采集的野外数据进行一次性入库,同时与其数据源头保持一致性,野外数据只有及时地传送至厂区的数据库,才能实现有关数据的查询、分析、汇总等功能。这也是我国石油企业在上游生产过程中对于管理数据的基本要求。
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发展,各种先进的技术理念和设备在油田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于油田工作的改进与优化也实现了实质性飞跃。与此同时在工作中,实现油田数字化建设是一项漫长的工作流程,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要求,其在工作中体现了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与进程。在工作证,建设数字化油田不仅仅是某一个企业和单位的工作模式,更是应对社会各阶层对石油用量的主要手段。在社会发展。